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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将《西游记》口译成为泰文的泰国华人,世俗类宝卷故事有些是根据弹词改编

点击: 129 次  来源:http://www.khaido.com 时间:2019-12-07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以其非凡的叙事技艺、全景式的战争描写、鲜明的艺术特征,展现了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三国争雄的战争画卷。自16世纪成书以来,《三国演义》就不断被人们传诵、阅读和品评,其影响早已走出国门,被译成英、法、日、韩、泰、马来、印尼等数十种语言,有的国家甚至有多种译本。

《西游记》这部充满灿烂文学想象力的伟大作品,自明代面世至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一个瑰宝。梳理《西游记》400多年间的传播历史,有两条不同的轨迹,一条是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传播,基本上是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海外,最初是以汉文原着阅读、接受,再到以当地语言文字改写、翻译、改编的传播路径;另一条则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文本翻译、广泛传播,最终形成了被东西方不同国家、地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 伴随着华人的脚步走向海外 根据全球图书馆数据库的检索发现,截至2015年12月,仍然在“一带一路”国家流通的《西游记》翻译语言为16种,版本多达60个。 根据图示,除俄语、阿拉伯语、罗马尼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波兰语、波斯语、捷克语等9种语言为中亚、中东欧地区之语言外,其余7种语言均处在亚洲地区,有些属于中国周边国家。 《西游记》在亚洲的传播,主要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伴随着中国人与亚洲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甚至是伴随着移民的步伐而实现的。如上图显示,被译成的语言有越南语、泰语、老挝语、印尼语、马来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等7种,此外,根据相关学者研究,还有柬埔寨语、泰米尔语、乌尔都语、印地语、僧伽罗语等多种语言。《西游记》先是在当地华裔和能够读懂汉文原着的上层精英圈子流行,然后再以本土语言进行改编和翻译,这条传播路径在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老挝等国家表现得最为典型。 《西游记》传播到泰国,根据泰国学者黄汉坤的研究,大约是从1802年开始,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命当时的财政大臣、着名文学家昭披耶帕康与华人合作,主持翻译改写《三国演义》等作品。改写方式是先由在泰华人口译成泰文,泰人记录,再由昭披耶帕康加工、润色、定稿。因《三国》在当时的泰国上层社会大受欢迎,一时间翻译改写中国古典小说成为时尚,《西游记》也被翻译改写成泰文出版。在泰文译本的基础上,该书又被翻译成为柬埔寨语、老挝语。 《西游记》的译改本在泰国叫《西游》。这些将《西游记》口译成为泰文的泰国华人,大都是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中国移民。有的在泰国居住数代,成为在居住地传播中华文化的人际传播者。由此推算,《西游记》在泰国的流传,可能要早于1802年。相关学者发现,根据《西游记》故事改编的戏剧,特别是华南沿海移民最为喜欢的潮剧,就曾在泰国、新加坡、柬埔寨、越南等国讲潮州话的华侨、华裔聚居地区广泛流行。在1685年至1688年的泰国宫廷宴会中,就有潮剧上演的记录。 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当地华人移民用皮影戏改编《西游记》故事。法国学者克劳婷·苏尔梦曾发现印尼爪哇的华裔演出皮影戏的剧目,其中就有直接取自《西游记》的“李世民游地狱”等片段。此外,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出生的华人,不仅用马来语、印尼语翻译、改写《西游记》等中国经典,而且还抄写、刻印译本,并针对当地居民出租经营这些本土语言的译本。这些书铺的华人经营者有的是集翻译者、印刷商、出版商于一身,还将雕板刻印、石印技术带到了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有些书铺在19世纪成功转型成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企业,编辑出版报纸、杂志,并在报刊上连载这些中国经典文学译作。 此外,《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所充满的佛教思想背景,带动了其在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蒙古等信仰佛教的国家、地区的广泛传播。例如在蒙古国,《西游记》是被当做佛教小说进行传播的,第一个蒙古文《西游记》译本是满蒙辞典编撰者阿拉纳翻译,在1721年面世。蒙古的许多读者不仅阅读这部小说,同时进行抄写,当做佛教启示录来使用。在老挝,2007年出版了用文字插画形式的《孙悟空》,书中对佛教词汇进行详细的解释,对于笃信佛教的老挝普通民众来说十分容易接受。在泰国,许多中国沿海移民将祭祀孙悟空的传统带过来。根据黄汉坤的调查,泰国首都曼谷有9座寺庙供奉着孙悟空。在每年农历初一、十五以及各大节日,都会有善男信女前往齐天大圣庙磕头祭祀,并请大圣的灵符回家贴在门上。此外,民间相信农历10月12日是齐天大圣的圣诞,这天,大家都会带着香花、素果到大圣庙里祈求大圣保佑。 《西游记》所特有的佛教文化背景,使其在亚洲等佛教国家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亚洲人历久弥新的精神家园。例如在泰国,不仅历史上有关《西游记》的图书广受欢迎,而且时至今天相关影视作品也得到普遍追捧。根据天津师范大学在泰国留学的研究生张充的实地调研,2014年曼谷最大的书店纪伊国书屋有200余种与《西游记》相关的书籍,不仅有中文版,还有英文版,与《西游记》相关电影约有70部。中央电视台1986年制作完成的电视剧《西游记》在亚洲影响最大,在日本、韩国、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多次播出,2016年猴年春节期间,在泰国、越南的荧屏上再次出现这部电视剧。 文本翻译为《西游记》插上翅膀 《西游记》在“一带一路”地区的传播,另一条途径就是通过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的文本翻译,使《西游记》插上翅膀,超越了地理区域限制,在远离中国的阿拉伯世界、中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开来。 《西游记》最早的英译本,可追溯到美国长老会派遣来华的着名传教士吴板桥选译的小册子,名为《金角龙王——皇帝游地府》,1895年由上海华北捷报社出版,由此开启了这部文学经典在欧美英语世界的传播历史。在东北、山东、山西等地传教多年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913年将《西游记》翻译成《天国之行》,第一次以英文单行本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西游记》的故事。但在书中,唐僧变成了传播宗教的圣者化身。 根据笔者在2015年底的统计,迄今为止《西游记》有18个德译本,其中以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的译本最为知名;《西游记》英译本有64个版本,其中以1942年汉学家亚瑟·韦利的选译本《猴》影响最大,曾由不同的出版社再版22次。亚瑟·韦利忠于原着,文笔流畅,使《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等人物形象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 亚瑟·韦利的英译本在中东欧等“一带一路”国家也影响很大。如《西游记》的捷克文译本、罗马尼亚文两个译本、匈牙利文译本,就是在阿瑟的英译本基础上转译的。匈牙利文译本由汉学家琼戈尔翻译,1969年首版时曾经发行1万多册,并在1980年再版发行3000册,1977年琼戈尔翻译的《西游补》也发行1万多册。波兰文的《西游记》译本由汉学家塔杜什·兹比克夫斯基翻译,仅为中文原着的前20回,名为《猴子造反》,1976年出版。后来由华沙大学的汉学家史比高摘译了其他80回,在波兰影响很大。 在阿拉伯世界,1968年埃及出版了《猴子》一书,也是亚瑟·韦利从英文转译成为阿拉伯文的译本,还于1998年再版。1984年,中国外文出版社和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火焰山:西游记节译》,由汉学家福阿德·艾尤布翻译。 但美中不足的是,亚瑟·韦利译本仍是选译本。直到1977年,才有华裔学者余国藩,用近10多年时间翻译了《西游记》全本,由芝加哥大学在美国与英国同时推出。译本注释详尽,特别是保留了原着中的大量诗词,翻译精准,权威专业,被美国汉学家魏裴德教授称之为“精美绝伦”。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赞叹,该译本让“英语世界的文学终于也能够从《西游记》这部伟大的中国名着中得到丰富和补充”了。 迄今为止,在“一带一路”国家的16种语言中,只有蒙古、越南、泰国、俄文4个语种有《西游记》百回全译本。特别是俄文全译本,直到1950年代才出现,译者是着名汉学家罗加切夫。这是《西游记》的第一个俄文译本,影响很大,1982年译者又与人合作出版了一个《西游记》选译本。 通过400多年的全球传播,《西游记》中灿烂绚丽的艺术想象、性格鲜明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为东亚、东南亚以及南亚等佛教流行地区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同时,也为欧美基督教文化区、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和人民所广泛接受。《西游记》的故事不断被翻译、改编、改写成各个民族语言的作品,各国文学家用各种体裁进行演绎,今天的电影、电视、动漫、游戏等多种现代艺术形式仍在从《西游记》中汲取营养。它启示世人,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绵延至今的文化类型,蕴藏着取之不尽的宝藏。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优势。

英语世界的中国宝卷研究?筵乔现荣宝卷是发端于唐宋、流行于明清的民间文学文化样式。俄罗斯籍学者白若思在他的博士论文《目连的多面性——中国晚晴时期的宝卷》中,将英语世界宝卷研究的领域,拓展到宝卷的文学性研究及特定宝卷文本与非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了目连救母宝卷故事的演变脉络及宝卷作为民间信仰与文化多样性的转化机制。宝卷文本的内容与民俗文化紧密联系,客观上更具有区别于当时精英文化的草根性特点,海外汉学家在研究宝卷时将其与中国精英文化和文学对比,认为宝卷研究对18世纪至今中国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联系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学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结相合,派生出文学人类学这一研究领域,应和了文学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文化转向。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关联,《三国演义》在日本、韩国、越南等汉文化圈国家的影响巨大,传播广泛。在中南半岛的泰国,《三国演义》同样深受欢迎,在传播广度和嵌入当地文化的深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泰国人对于中国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赵云、刘备、张飞、周瑜等如数家珍,对“桃园结义”、“草船借箭”、“火烧赤壁”、“空城计”等三国故事耳熟能详,由此可以管窥泰国人对《三国演义》的熟稔与喜爱程度。

宝卷是发端于唐宋、流行于明清的民间文学文化样式。按照其故事类型,宝卷可分为宗教类宝卷和世俗类宝卷。世俗类宝卷故事有些是根据弹词改编,有些是根据小说改编,也有些是根据时事改编。总体而言,世俗类宝卷数量多于宗教类宝卷。

《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泰文译本1802年才出现。当时曼谷王朝一世王为了重振因泰缅战火涂炭而衰落的泰国古典文学,御令当时的财政大臣、大诗人昭帕耶帕康主持翻译《三国演义》,并将其作为中兴泰国“国家文学”的重要举措之一,由此诞生了《三国演义》的经典泰译本《三国》(Samkok,以下简称“洪版《三国》”)。洪版《三国》内容引人入胜,行文流畅优美,语言简洁明快,别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和韵味,被人称作“三国体”。在随后二百多年间,《三国》在泰国逐渐流传开来,受到泰国人的喜爱和推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中国宝卷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郑振铎、傅惜华、胡士莹、李世瑜等为代表的学者,调查了宝卷在中国的区域性流布,并进行了整理与编目。60年代,李世瑜编目的宝卷有653种,车锡伦在《中国宝卷总目》中收录宝卷多达1500余种,版本5000余种。西方对宝卷的研究则始于20世纪初对伪经中佛教与道教思想的对比研究。

必发888手机版,洪版《三国》在泰国并不仅仅是一部外国文学译作,它已被泰国人视为本土文学的经典,对泰国文学发展影响巨大。它不仅结束了一直以来泰国韵文体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还推动了泰国古小说文类的生成,进而促进了小说文类在泰国文坛的生成和发展,为近代西方新小说在泰国迅速蔓延、将泰国文学推进到现代发展阶段打下了良好基础。20世纪初,洪版《三国》被曼谷王朝六世王时期官方权威的“文学俱乐部”评为“散文体故事类作品之冠”,部分章节后来还被选入中学泰语教科书。此后,各种版本的泰文《三国》重译本、简译本、缩编本,以及以三国人物和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创作本、阐释本、评论本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已多达150余种,今天仍在不断推陈出新。泰国人对三国典故信手拈来,还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泰式“三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可以说,《三国》已经深植于泰国人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泰国人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宝卷

《三国演义》在泰国的传播,是一个经典的跨文化文学传播范例,对于考察文学如何进入异文化语境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以及文学的译介与发生学等,均有重要参考意义。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欠缺,尽管已有不少文章对此有所涉猎,亦有部分散见于诸如泰国文学史、译介史和文化交流史的专著中,但除裴晓睿、饶芃子等少数学者对相关问题做过学理层面的讨论外,基本都限于对《三国演义》译介概貌等介绍性的文字。整体看,泰文《三国》的研究主体在泰国,泰国学者因循“比较研究”和“政治研究”两种主流研究范式,以及近年来兴起的艺术文化研究,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的方式,进行《三国》的影响研究和发生学研究。这些成果尽管质量很高,但也普遍存在一些不足,《三国演义》在泰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被简单化和平面化了,很难了解传播过程的全貌,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传播的内在机制和传播模式。为了更好地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先从观念和视角上做出改变。

目前在英国、美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除了众多大学、图书馆外,有大量私人收藏的宝卷,其中有些还是孤本或善本。20世纪50年代,伴随中国宝卷研究热潮的兴起,西方学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等地也对宝卷的念唱活动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发表大量的研究成果,使宝卷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一是在跨文化文学传播中,占据主导的并非文本传播方,而是文本接受方。文学传播往往习惯站在传播方的视角,片面强调元文本的价值,即以文学文本输出国为中心的视角。在本研究个案中,既往研究多强调《三国演义》的经典性和艺术价值,单方面凸显其施与影响的一面。但作为接受国一方的泰国,并非一味被动地接受。恰恰相反,它所接受的《三国》不是简单对原文内容的“忠实”传递,而是经过泰国文化的筛选和过滤,将其吸纳到泰国文学的传统之中,内化为泰国本土文学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泰国享有充分的选择主动权。

美国比较宗教学者、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系教授欧大年是用英语发表宝卷研究成果的先驱。他借助宗派宝卷来研究中国宗教,陆续发表了多篇16—17世纪的宗派宝卷研究成果,并将部分宝卷翻译成英文发表。在后期的研究中,欧大年主要关注了中国北方的村庙及庙会,研究宝卷从宗派群体到地方群体的转变过程。

二是跨文化文学传播本质上是文化传播,传播不仅处于泰国的文学场域之下,也处于更宏大的社会场域之中,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以往研究多拘泥于单一文本细读方式,忽略社会文化关联。将《三国演义》的传播置于更宏大的泰国社会文化背景中,引入社会和历史维度,才能展现传播的宏观整体,洞见《三国演义》译介和众多重写创作背后的动机。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伊维德在其2015年的著作《与天同寿神女及甘肃西部其他宝卷》中写道,“中国的宝卷故事极其美妙,引人入胜,有些与晚清和二十世纪民间道德有关,有些提供了民众对地方重大历史事件(如1927年的地震及1928—1930年间饥荒)反应的第一手信息”。由此可见,宝卷的故事内容与当时事实的结合,也成为西方学者研究历史事件的社会影响的一个切入视角。其对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民间信仰研究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俄罗斯籍学者白若思在他的博士论文《目连的多面性——中国晚晴时期的宝卷》中,将英语世界宝卷研究的领域,拓展到宝卷的文学性研究及特定宝卷文本与非经典文本之间的关系上,研究了目连救母宝卷故事的演变脉络及宝卷作为民间信仰与文化多样性的转化机制。此外,白若思还以英文发表了《香山宝卷》《花名宝卷》等宝卷的研究成果,以及靖江常熟地区的宝卷讲唱的研究成果等。